在日益混沌的世界图景中，欧美这几年来的政治乱象更加扎眼。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视为智慧来源的西方，如今也以焦头烂额的面貌显现在世界面前。它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即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用以化解自身和世界问题的知识体系和制度方案，确实越来越无力回应当前世界的需求了。
世界已经变迁，从全球经济、技术、社会的层面至少可以列出四个重要图景，它们都是以往时代没出现过的：
一是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以及城市人口剧增。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全世界约有24亿人，其中美国约1.4亿，中国也只有5.4亿。而今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的2016年全球人口已达72.6亿;截至2017年1月，美国人口也已增至3.24亿。同时，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可查阅到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全球城市人口已达39亿，占全球人口54%，市民成为全球人口主体，人类整体上进入了城市社会。
二是世界各国普遍卷入工业化进程。到二战结束时，所谓工业化国家也只是欧美加上亚洲的日本，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是农业社会。70多年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仍在，但大量新的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
三是庞大的中产阶层在全球各地成长起来，而不再仅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才有的现象。他们的经济能力、政治意愿，都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四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通信连接技术革命，使人类实现了即时联络。国防大学教授乔良指出，人类技术的新发展正将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中心时代，“帝国”将成往事。不仅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都在根本改变21世纪人类生活场景。这些新的技术形态，甚至使以往常用的“工业化国家”概念都在变得过时。
以上这些变化，已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就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普遍工业化、美日也成为工业化国家时一样，世界再次面临知识生产跟不上时代变化的窘境。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冲击下，往昔有效的知识范式已经无力很好地解释现实、应对现实了。近些年来世界各领域的混乱都与此相关。
“知识死了”，在一个看起来知识泛滥的世界上，“有用的”知识其实严重不足。笔者反复强调，要让知识再次复活，只能更新知识范式。
准确把握住时代之变很难，而根据时代之变更新知识范式更难。需要看到的是，在新技术、新产业已将人类生活场景改变得面目全非时，我们所用的知识体系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工业化时代的创造和积累。
从技术发展与人类生存关系的角度说，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起到20世纪末的几百年，可以称作“扩展了的17世纪”。在此期间，科技发展的收益与损害很大程度上是可预计的，这个时期的主题是大量利用人力的工业化，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工业生产和消费当中，工业发展奠定了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人文情怀”。
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新的技术不再欢迎以大量人力共同参与为特征的工业化，而是青睐由少数人掌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不仅使世界前所未有地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伦理挑战，还使工业化时代的“人文情怀”在新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可笑。就像18世纪工业化时代来临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嘲笑人们对农业时代的“乡愁”，这种“乡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被工业化时代的“人文情怀”所替代一样，很多类似“人文情怀”的东西也将在新的世界图景中被取代甚至消失。
以福利制度为例。20世纪以来，人们对“福利”的关注前所未见，过去一个世纪中，以西方国家为代表，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社会福利体系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场景是产业资本对实体产业的大量投资，以及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成为扮演社会中坚作用的中产阶层。持续的财富创造和良好的劳动精#p#分页标题#e#
可以想见，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兴起后，传统上以大量消耗人力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形态，不仅在以往的发达国家，就是在当前的“新兴国家”，可能都难以重现曾经的辉煌。在此情况下，政府还想如以往那样通过扶持产业发展来促进就业，以及通过二次分配来建构和维持社会保障体系，恐怕很难收到实效。那么，未来的社会政策又应该如何构建呢？这无疑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及时开拓新的方式。
一个新的时代已不可阻挡地来到人们面前。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知识范式，已无法从容应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国别和全球问题，它不是完全过时，而是不充分了，亟需在关键性概念上推陈出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世界已经变迁，从全球经济、技术、社会的层面至少可以列出四个重要图景，它们都是以往时代没出现过的：
一是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以及城市人口剧增。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全世界约有24亿人，其中美国约1.4亿，中国也只有5.4亿。而今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的2016年全球人口已达72.6亿;截至2017年1月，美国人口也已增至3.24亿。同时，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可查阅到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全球城市人口已达39亿，占全球人口54%，市民成为全球人口主体，人类整体上进入了城市社会。
二是世界各国普遍卷入工业化进程。到二战结束时，所谓工业化国家也只是欧美加上亚洲的日本，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是农业社会。70多年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仍在，但大量新的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
三是庞大的中产阶层在全球各地成长起来，而不再仅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才有的现象。他们的经济能力、政治意愿，都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四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通信连接技术革命，使人类实现了即时联络。国防大学教授乔良指出，人类技术的新发展正将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中心时代，“帝国”将成往事。不仅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都在根本改变21世纪人类生活场景。这些新的技术形态，甚至使以往常用的“工业化国家”概念都在变得过时。
以上这些变化，已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就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普遍工业化、美日也成为工业化国家时一样，世界再次面临知识生产跟不上时代变化的窘境。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冲击下，往昔有效的知识范式已经无力很好地解释现实、应对现实了。近些年来世界各领域的混乱都与此相关。
“知识死了”，在一个看起来知识泛滥的世界上，“有用的”知识其实严重不足。笔者反复强调，要让知识再次复活，只能更新知识范式。
准确把握住时代之变很难，而根据时代之变更新知识范式更难。需要看到的是，在新技术、新产业已将人类生活场景改变得面目全非时，我们所用的知识体系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工业化时代的创造和积累。
从技术发展与人类生存关系的角度说，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起到20世纪末的几百年，可以称作“扩展了的17世纪”。在此期间，科技发展的收益与损害很大程度上是可预计的，这个时期的主题是大量利用人力的工业化，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工业生产和消费当中，工业发展奠定了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人文情怀”。
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新的技术不再欢迎以大量人力共同参与为特征的工业化，而是青睐由少数人掌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不仅使世界前所未有地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伦理挑战，还使工业化时代的“人文情怀”在新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可笑。就像18世纪工业化时代来临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嘲笑人们对农业时代的“乡愁”，这种“乡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被工业化时代的“人文情怀”所替代一样，很多类似“人文情怀”的东西也将在新的世界图景中被取代甚至消失。
以福利制度为例。20世纪以来，人们对“福利”的关注前所未见，过去一个世纪中，以西方国家为代表，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社会福利体系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场景是产业资本对实体产业的大量投资，以及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成为扮演社会中坚作用的中产阶层。持续的财富创造和良好的劳动精#p#分页标题#e#
可以想见，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兴起后，传统上以大量消耗人力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形态，不仅在以往的发达国家，就是在当前的“新兴国家”，可能都难以重现曾经的辉煌。在此情况下，政府还想如以往那样通过扶持产业发展来促进就业，以及通过二次分配来建构和维持社会保障体系，恐怕很难收到实效。那么，未来的社会政策又应该如何构建呢？这无疑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及时开拓新的方式。
一个新的时代已不可阻挡地来到人们面前。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知识范式，已无法从容应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国别和全球问题，它不是完全过时，而是不充分了，亟需在关键性概念上推陈出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